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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篇  夹皮沟金矿采金之始（---------1845）

 

第一章   夹皮沟金矿的早期开发（1820年前）

吉林历来被人们公认为是一块宝地。是东北三宝 —— 人参、鹿茸、貂皮的主要产地，有丰富的森林资源、野生动植物资源，而且富含众多的矿产资源，其中黄金资源尤为丰富，砂金和脉金分布地域广泛，多集中在松花江上游的老金厂、夹皮沟一带。可谓是“吉林宝地，黄金故乡”。

    1644年，清军入关后致力于补修柳条边墙，是为“老边”，1670年（清康熙九年）开始，在“老边”外又修筑“新边”。吉林位于新边封禁地内。清初封禁，到乾隆时稍为宽松。吉林虽为围场采贡封禁地，严禁汉人流民流入柳条边外挖参、淘金、伐木、垦殖，但鲁冀燕齐贫苦人民迫于生计，犯禁迁徙来吉求生者从未间断，流入夹皮沟地区的人数更多。流民的辛勤劳动，开发了吉林，推动了社会的发展。

 

第一节  清初续建柳条边墙设禁区

 

    柳条边又名盛京边墙、柳墙、柳边、柳城、条子边，是我国东北明、清两代的重要历史遗迹。开始是在五百多年前的明朝，为防御北方少数民族的侵扰，由山海关城子峪起，斜向东北，到开原威远堡止，建起了长达千里的所谓“辽西边墙”。继而又由威远堡起，斜向东南，直抵鸭绿江口，修建了又一道绵延近千里的“辽东边墙”。

    柳条边是一条标示禁区界线的柳条墙，“有私越者，必置重典。”它不是一条类似长城的城墙，而是在堤上“插柳结绳”为墙。据杨宾《柳边纪略》记载：“自古边塞种榆，故曰榆塞。今辽东皆插柳条为边，高者三、四尺，低者一、二尺，若中土（指中原地区）之竹篱，而掘壕于其外，人呼为柳条边，又曰条子边”。就是用土堆成高宽各三尺的土堤，堤上每隔五尺插柳条三株，中间用绳子连结起来，形成一道柳条墙，实际是柳条篱笆。在篱笆墙外挖深、宽各八尺的壕沟，以防逾越。在沿边交通要道和险隘之处，用砖石建立边门，门楼上为守门官署，楼下门洞为通道，两侧为驻兵营房和拘留犯禁人监狱。凡来往行人，必须持路票出入，如果偷越则以犯禁论处。

    东北“盛京吉林为龙兴之地”，是满族聚居的地方，清朝统治者祖宗发祥之地。满族在入关建立全国统治权之初，由于各族人民的抗清斗争，如火如荼，迅猛异常，政权处于极不稳定之中，东北又成为巩固政权的大后方。因此清王朝对根本重地和大后方，划为一个特殊的地区，以盛京（今沈阳）为留都。除仍设六部中央级机构外，还设内大臣（后改为镇守盛京等处将军）进行管辖，并实行封禁政策，不许汉人出关，使保持满语、骑射的传统和风俗。同时松花江、乌苏里江和黑龙江流域盛产人参、皮毛、珍珠、鹿茸等物，是清朝皇室和八旗贵族极为重要的财富。因此将一些重要产地划为禁区，不许人民自由采挖和猎取。柳条边的修建是清朝统治者保护根本、垄断东北特产实行封禁政策的一项具体措施。

    柳条边有旧边和新边之分。

 

 

1644年，清军入关，清朝开始。万里长城内外一家，失却了昔日的“北方屏障”作用，所以清代不修长城，致力于补修柳条边墙，把辽东、辽西边墙连成一线，继续加固，形成一道全长近两千里的弧形边墙，称为“盛京边墙”。因其有前遗留的基础，也称其为“老边”。老边建于顺治年间，以开原东北的威远堡为中心分东西两段。东段从威远堡起，东南行至凤凰城（今辽宁凤城）南大东沟西南濒海处，先后建有英额（清原县东北）、兴京（新宾县东南三十里）、碱厂（本溪县东南）、瑷阳（宽甸县西北）、凤凰城（凤城南二十里）等边门；西段从威远堡西南行，直至山海关附近的长城。这段柳条边，康熙初年曾三次展筑，距旧边三十至六十里不等，先后建有法库（法库县东北）、彰武台（新民县西北）、白土厂（黑山县西北）、清河（阜新市西南）、九官台（义县西北）、松岭子（锦州西北九十里）、新台（锦西县西北九十里）、梨树沟（兴城县西北一百二十里）、白石咀（兴城县西北一百二十里）、鸣水堂（绥中县西北八十里）等边门，全长一千九百五十余里。维修与加固老边的具体原因是清朝实现统一之后，满族人几乎“举族南迁”，造成了大后方老根据地的空虚。而长白山区是清代的所谓“龙兴圣地”，既要保护本地区的名贵土特产不容外人染指；又必须保持本民族特有的习俗、生活方式和历史文化传统。总之，其主要目的是防止汉人北上，防止本民族被“汉化”。

    从康熙九年（1670年）开始，又在“老边”外另筑了一道“新边”，1681年完工，即从开原威远堡斜向东北，经吉林省四平、伊通、长春、双阳、九台到吉林北舒兰法特哈东北的亮甲山止，全长六百九十余里。先后建有布尔图库（四平市东南）、克尔索（怀德县西南）、伊屯（即伊通，长春市南四十里）、法特哈（又叫巴彦鄂佛罗边门，今舒兰市西法特乡驻地）等边门。夹皮沟正好在柳条边新边封禁地内。修筑新边的目的在于划清满蒙两个民族居住区域的界限，以减少由于蒙人游牧越境产生的摩擦和麻烦。

    新旧边结成一个人字形的边墙，总长二千六百四十余里。

    柳条边各门设防御（武将），笔帖式（文官）各一员，驻兵丁二、三、四十人不等。兵丁职责是分班守护，关闭边门，稽查出入。往来行人必须走门洞大道，不得爬边越境，有违禁者逮捕拘禁论处。后来发展为收税和勒索财物的关卡。

    所谓“边里”和“边外”：“老边”以南属于内地，被称为“边里”；“老边”以北，称之为“边外”。另外，就“新边”来说，其东侧（满族区）叫“边里”；其西侧（蒙族区）叫“边外”。

    总而言之，加固“老边”，另筑“新边”，都是为了保护长白山区清王朝“发祥”的重地，禁止边内各族人民越过篱笆到边外打猎、采人参、放牧，并不是一条国界线。在未修建柳条边以前，清王朝就统一了东北黑龙江流域，在宁古塔（今黑龙江宁安县）等处设官驻兵。进行有效的管辖。在康熙前期，在边内外先后正式设立了盛京、吉林、黑龙江三将军。下设副都统、协领、城守尉及府、厅、州、县进行管辖。老边从开原以东归盛京兵部管辖，边墙以东为围猎禁地。老边从开原以西归黑龙江将军管辖，新边归吉林将军管辖，边墙以西为蒙古部落驻地。

    柳条边是根据满族统治阶级的利益，实行民族隔离和封禁政策的产物，既不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，也不符合各族人民和睦相处、互通有无、发展生产的强烈愿望。从它一开始建成就受到各族人民的抑制和反对。各种商贩要越过柳条边进行贸易，亲戚朋友要跨过柳墙联络感情。久而久之，禁令逐渐松弛，边卡形同虚设，今柳条边早已废坏不存，仅存一些遗迹。

 

第二节  乾隆盛赞金银乃自然之利

 

    吉林省黄金开采历史悠久，素有“黄金故乡”之称。

    据《册府元龟》九百六十九载：北魏永平元年（508年）二月、二年（509年）八月、三年（510年）八月、四年（511年）八月，勿吉国①遣使朝献黄金白银。

    魏书有扶余出高丽金之语，契丹志有女真地多金银之语，绝域纪略有宁古塔地中掘出之旧铁，其上多刻正隆字样，正隆乃金主亮年号。足证吉林东南北各地金银铁矿唐宋时代已经采炼。②

    据《中国古近代黄金史稿》载：唐天宝七年（748年），勃律归仁国黑水靺鞨族向唐王朝的贡物有“金花及金银”③。元和九年（814年）“渤海④来贡有金银佛像各一”⑤。

    夹皮沟为金女真兴起地之一。据《增记吉林地理记要》下/32载：“金太祖曰：宾铁虽坚，终可毁坏，惟金不能毁坏，因为国号”。女真族兴起于西起松花江、东迄乌苏里东、南到吉林东南部地区。女真建国，以“金”为号，可见吉林东南部盛产黄金。据《金史·食货志》载：金朝开始时，金银冶任民采，“毋收税”；后“二十分取一为税”，税率极低。据《中国古近代黄金史稿》载：金朝“金银冶恣民采，不收税”。

    元代以游牧为主的蒙古族入主中原，阶级矛盾、民族矛盾较其他朝代严重。初期很重视淘金，产地也较多。据《新元史·食货志》载：全国产金地区就包括吉林的开元。夹皮沟在元朝时为“开元路”管辖，当时开元路治地在今农安。“开元”淘金应为夹皮沟采金的佐证。元后期因农民起义纷纷崛起，元朝统治者忙于应付，无法顾及矿业，且统治时间不长，后期黄金生产效益不明显。

    明代前期矿业较发达，中期因宦官主持金银矿务，出现贪脏枉法行为，矿业逐渐不景气。

①勿吉、靺鞨、女真等部族为肃慎后裔，相继生息繁衍于长白山地区。夹皮沟属古肃慎部族旧地。

    ②《吉林新志》下编第五章209页。

    ③⑤《中国古近代黄金史稿》的文献来源为《中国历代食货典》引《册府元龟》。

    ④松花江、黑龙江一带，隋唐时期居住着靺鞨族。7世纪中期，靺鞨部的粟末部强大起来。唐圣历元年（698年）创立国家，用唐对其先祖封爵名称震国，建都敖东东城（今敦化市），后表示臣服唐朝。713年，唐玄宗封大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。从此，“去靺鞨号，专称渤海”。

 

 

 

弊，迷信风水之谬说”，统治者基本不主张大开金银矿，清代矿产“沈蕴而无闻”①。清代对金银是时开时禁，金课不多。对金银的管理仍归户部。据《清史稿·食货志》载：康熙二十二年（1683年）谕：开矿（指金、银）有请开采者不准行。1723年（雍正）即位，群臣多言矿利……相继奏请开矿（金、银矿）均不准行，或严旨切责。

    清代前期之所以对金银实行封禁政策，可能与当时的政治、经济形势有关，因刚取得政权，尚待巩固。经过顺治、康熙、雍正三代皇帝的统治，国家殷富，不言矿利，又鉴于明代竞言矿利，中使（宦官）四出，捐税太多使人民感到痛苦，于是采取了较为灵活的政策，虽允许民众自由开采，但采金民众第一是要按常率交税于官；第二矿山如果有碍山风水，民田庐墓，或因开矿聚众闹事扰民时，就立即进行封闭。实际上金银矿山的开闭，完全取决于政治是否安定，不是大开放。

    禁止开采的原因，除总的是由政治安定因素所决定，后来有的矿山也因一些具体问题而被禁采。例如雍正十三年(1735年)不准粤督鄂尔达请求开采惠、潮、韶、肇府等矿就是一例。原来粤东山多田少，矿产又多，当地民众为开采金银，往往聚众私掘，啸聚剽掠，因有这些情况才不准在粤东开采金银。况且，清初几代皇帝都是有意要安定社会，唯恐引起混乱，所以决定停止开采。

    到了乾隆时期（公元1735年后），征讨频繁，如用兵平定准噶尔部，消灭天山南路回部贵族大小和卓的势力等；乾隆在位时期又到处巡游，特别是六次南巡，浪费无度，致使国库空虚。到嘉庆、道光年间，内乱外患，纷至沓来，用费浩大，财政更加困难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统治者不得不提出兴办矿业。

    乾隆时期虽允许开矿，却只限于开铜矿。如《清史稿·食货五》记：“乾隆三年，谕凡产铜山场，实有裨（补助，有益）鼓铸（指冶炼金属以铸货币），准报开采，其金银矿悉行封闭。”后因财经拮据日加严重，金银矿才陆续开采一些。

    乾隆四年（1739年）六月，两广总督马尔泰奏：“英德县长岗岭开矿炼铜……。又河源县铜矿，贴近银山及英德县之洪磜矿，出银过多，应请封禁”②。对此，乾隆皇帝却说：“银亦系天地间自然之利，可以便民，何必封禁乎？”③又乾隆三十七年（1772年）十二月谕：“蒙古游牧山场，因有出产金砂，……金银等矿乃地产精华，自无不发露之理，开采一事，原因天地自然之利，为之加意节宣，特在人之善为妥协办理耳”④。清代地方对采金者的管理十分具体，据《清代矿业》第六章记，乾隆四十七年（1782年）曾制定采金章程，内容包括：办金厂应设档房，并派专人管理，可定名为“怀金局”，刻制图章，以文件往来，金厂散处各方，应设课长专职管理等，其管理方法密而有条理，较之前代又进了一步。

    据《中华二千年史》卷五记：“乾隆以后……全国之金二十五厂……”。其实当时小规模的产金地遍布全国各地。据《中国古代黄金史稿》记载：“女真土产有金，宁江州榷场以北，珠、生金为市。”说的就是现在的吉林乌喇城东北松花江东岸的金厂。

①《吉林新志》下卷209页。

    ②《清实录·高宗实录》卷五十九第23页。

    ③《清实录·高宗实录》卷九十五第923页。

    ④孙翊刚、李渭清：《中国财政史》1980年第1版第245页。

 

 

 

 

  从乾隆赞“金银乃自然之利”始，清代的金矿得到了一定的开发，虽然边外仍为禁区，但民间采掘金银矿的大环境变得宽松起来。大批流民由于各种原因涌入吉林地区，涌入夹皮沟这一小范围区内，他们采金、挖参、伐木、垦荒，共同开发了夹皮沟。

 

第三节  燕冀齐鲁贫苦农民流入边外

 

    清王朝对东北的封禁政策，阻挡不住各族人民自由往来。

    康熙大帝耗费十余年时间修筑新柳条边，意在更有效的保护“龙兴之地”。然而到了乾隆、嘉庆朝时，这种严格封禁的政策一度出现反复。时兴时废的政策，使得关内汉族人民萌生出改变生存命运的新希望。当时流传这样一句话：东北是“棒打狍子，瓢舀鱼，野鸡落到饭锅里”的地方。从此闯关东开始了。

    关内山东、河北、河南、山西等省贫苦农民和手工业者，往往冒着生命危险，忍饥耐苦，冲破封禁关卡，过海越边，到东北各地劳动、居住。据《柳边纪略》记载：康熙年间，“凡走山者（指偷挖人参的人），山东西人居多，大率皆偷采者也”，“岁不下万余人，”足迹远至柳条边外松花江流域、牡丹江流域至乌苏里江流域濒海地带。柳条边外的城镇有不少关内居民，如：齐齐哈尔“族类不一，客民尤伙”，宁古塔“人则十三省无省无之”。乾隆时曾三令五申禁令，但出边的人越来越多。特别是荒年间关东的人更多。乾隆的《进柳条边》诗中写道：“胜时结柳原堪禁，衰时修城亦易顽”。清王朝也不得不承认现实，设立州县进行管辖。

    乾隆56年，也就是1791年，当时的吉林将军向朝廷递了一份报告，报告上说，郭尔罗斯前旗虽属蒙地，但流入该地区的人口就达到2330户，开垦荒地265648亩。为了对蒙地上的这些闯入者实行有效管理，嘉庆朝五年五月戊戌，也就是1800年7月8日，应吉林将军秀林的请求，清王朝第一次打破先例，决定在蒙古王公领地上实行“借地设治”，成立长春厅，管理流民事务。当时的长春厅衙门就建在新立城镇的小街村。

    到了嘉庆、道光之际，汉人进入边墙外的人渐渐增多。私垦开拓荒野、私挖人参或者偷猎兽类、盗伐山林的人不断出现。流民向柳条边外流动，大批汉民进入苇沙河（夹皮沟河）流域一带，从事采参、淘金、伐木、开荒、捕猎等。这不能不说是意味着封禁地出现崩溃的危机。

    到了民国，汉人流民闯关东的步伐却并未因此而终止。从辛亥革命到“九·一八”事变，前后20余年光景，东北地区的人口比清末增加了一倍还多。此时封禁取消了，人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往来于关内关外。不仅有船可乘而且有火车可坐。此时的“闯”较之于前清为了逃避关卡阻拦、偷渡过关带有一定冒险性的“闯”，又别有一番辛酸，其中不乏卖儿卖女者。民国12年到民国19年，关内山东、河南等北方诸省连年遭灾。7年间不仅年年颗粒无收，而且战事连连。走投无路的人们纷纷把目光转向了关外。流民入关一直持续到日本人全面占领东三省。

    清《东三省政略·夹皮沟篇》载：“夹皮沟为吉省金矿孕毓之区，虽以王基发祥支脉例应封禁，而区域幽邃，诘察难周，致任小民私采，由来已久。”夹皮沟地区，一直是流民进入的重点地区。

    东北由封禁、松禁到开禁，由容民私垦到招民开垦，经历了近200年时间。在这个历史演变过程中，流民们逐渐成为东北的主角。他们使东北的森林荒原逐渐摆脱了远古的洪荒状态，使之充满勃勃生机。东北流民以山东人为最多，其中登州、莱州、青州更占多数，其次是直隶，以铁路沿线的乐亭、滦州、保定、天津等处较多，再次是河南、山西、江西等省。这些流民到达东北后，既无资助，又无保护。他们或投旗人门下，或投官庄之中，或深居荒山草原，搭盖“弓架”、“窝棚”，烧山开荒，披荆斩棘，茹苦含辛，年复一年，聚成村屯，他们保持自己的方言、生活习惯、文化习俗，极力适应这片荒凉但肥沃的土地，他们成为今天东北汉族人的主要来源。

    据《吉林旧闻录》（一）载：吉林省的东边，山深林密，燕齐流民于农矿两业外，还从事采参、定碓、木营、菜营、棒槌营五项。这些人可以说是林中人，俗称“跑腿子”，也叫“穿山沟”。往年踪迹远者，直迄东海之滨，近为俄人苛禁日严，崇祯十七年（1644年），猎采地点已不能出国境一步，显计亦因之缩退矣。定碓者，设木为碓以捕牲，曰定碓房。木营则入冬伐木，春水至时随涧水下山，编筏江口，乘之出售。菜营，系在柞木丛中伐树倒地，经年遍生木耳，掇收极易。而山中自生之药草，又皆副产物也。凡转徙山林者，随处围树为屋，夜或野处点火自卫，猛兽见火辄避，往往膏虎狼之吻，坠岩谷丧命。而各山沟口，则已有筑房舍，兼务农业者。每沟俱推一头人，称“沟大爷”。数沟又公推一人，则曰“总爷”。有事辄用木牌传递，不写刻一字，而立可如召集沟中人。扰及公安，可公议而惩处之，名曰“沟规”。

    流民到达东北后，绝大多数以农业为主，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，许多人重操泥土、木瓦、铁工等旧业，有的流入城镇从事各种力役，有的进山伐木、狩猎、挖煤、淘金、开矿。淘金者韩宪宗后来成为夹皮沟金矿的首领。咸丰同治年间，在他手下有万名金夫。

    这些流入边外的流民，在东北这块土地上，辛勤劳动，美化了东北的森林、荒原，真正成为了东北的主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