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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  夹皮沟金矿区有组织

有规模的砂金开采 （1820年起）

 

    在长白山北麓金银壁岭（因岭的一面产金，一面产银而得名）一带，地质年代非常古老，岩石系眼状结晶片麻岩。它的构成成分极其复杂，主要成分有乳白色及肉红色石英，并含有榴黄石，黑、黄、白各色云母及绿泥石，绿泥石中杂有辉石。另外，还有少量黄铜矿、多量黄铁矿与自然金及硫化金并产于脉岩之中。这里不仅有山泉溪水，而且还有第二松花江二级支流夹皮沟河不停地流淌。

    夹皮沟便位于金银壁岭下。从夹皮沟北（西）至红石大砬子，南（东）至马家店，东南翼延伸到诸道溜河，长40公里，宽5公里的北西向弧形断裂狭长地带两侧，即夹皮沟北西构造带所控制的范围被称为夹皮沟金矿区。这里究竟到底蕴藏多少黄金？恐怕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，人们都无法说清楚。但是有关长白山为“黄金国”、“黄金世界”的记载，在某些方志古籍中都可见到。这足以说明夹皮沟区域黄金贮量是十分丰富的。

 

第一节  夹皮沟金矿区砂金开采

 

    走山人在苇沙河（夹皮沟河）流域发现金砂。历史上，苇沙河即夹皮沟河。从历史地图上看，夹皮沟河为苇沙河正流。头道沟(会全栈河)、二道沟(龚沙河)、三道沟(老牛沟河及上流)均为苇沙河(夹皮沟河)的支流。该河流发源于黄泥河大岭永青峰西麓，东西流向，最后注入松花江。长白山区的苇沙河(夹皮沟河)流域是“砂金世界”。

    早在明朝末年，山东流民就开始了挖参事业。他们最初是在千山一带采挖。清朝设立柳条边后，他们仍旧沿山挖参，越过边墙，进入了被称为“黄金境地”的长白山区。据《桦甸县志》载：“桦甸由于地质构造得天独厚，在矿藏中砂金及脉金的储量丰富，分布地域广泛，多集中在松花江上游的老金厂、夹皮沟一带。”清初，严禁汉人流入柳条边外挖参、淘金、伐木、垦殖，但鲁冀等地灾民迫于生计，犯禁迁徙来桦求生者从未间断。乾隆三十八年（1773年），吉林人口为42321人，到乾隆五十九年（1794年）增至129290人，户数为24450户。清人口猛增除因经过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朝的“康乾盛世”，国家“承平日久”外，燕冀齐鲁流民的大量涌入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。据桦甸县志记载，嘉庆五年（1800年），河北、山东连年灾荒，灾民冲破清廷禁令，逃到长白山区从事采金（砂金）。此后，山东又遇几次大的灾荒，灾民大批涌入吉林松花江流域，流入夹皮沟一带谋生的人越来越多。燕齐等地流民在夹皮沟一带除农矿两业外，还从事采参、定碓、木营、菜营、棒槌营五项，为开发夹皮沟做出了贡献。

    大约在嘉庆十年（1805年）左右，原籍山东的走山把头孙继高带领一部分人在夹皮沟金矿区私采人参，后陆续发现金砂。孙继高曾为走山把头，据传在山东时即为采金把头，懂得采金方法。此人办事公道，深得采金工的信任，采金工有事，都爱找他商量。最初的时候，采金处于群采阶段，互相争夺开采地点的事情时有发生，孙继高经常调解采金夫之间的纠纷，渐渐树立了威信，成了大家拥戴的协调人。采金工逐渐集中到孙继高手下，愿意听从他的指挥。1812年，山东文登县疫病流行，死者众多，百姓大量流向关外，其中来夹皮沟的人大都投到孙继高的门下。

    大约在嘉庆二十五年（1820年），走山把头孙继高率领众人走遍了长白山以东的山脉，特别是夹皮沟、会全栈、老金厂等地，在苇沙河流域的头道沟、会全栈附近发现了金砂。一时采金工人会聚在放牛沟、马驮子沟一带进行砂金。各淘金点人数为数人、数十人不等，采用笨重的手工方法采金，形成小规模的群采局面。孙继高对砂金作业做出分工，参照采参把头制，在采金业中推行把头管理，本人为采金总把头。夹皮沟金矿采金史上的第一位大把头就是孙继高，继而成为采金总把头，被后人尊称为“把头始祖”。

    由于金工在采金地聚居和不断往来活动，于是便在采金集中的苇沙河下游地区出现了最早的店房业。“会全栈”这个地名，就是由刘德禄氏开的金工食宿的一个大客栈、收购转运山货的大货栈的商号名称，转而成为地名的。《吉林市志》、《桦甸县志》记载：“道光元年（1821年）桦甸老营盘（今老金厂）发现砂金富矿，采金人不顾朝廷禁令，接踵麇集。采金活动由苇沙河下游逐步向上游发展。”这里的采金业一直持续到道光十年（1830年）左右。

    老营盘（老金厂）砂金盛事。正当头道沟采金业衰败末期，即道光十年（1830年）左右，苇沙河流经的老营盘（即今老金厂）处，聚集在这里的山东挖参流民，由于去河中取水，发现河中有金，发现了金砂。由下游渐次向上游推进，从老营盘到下游二道沟口、上游头道岔口间砂金出产最盛。此外三道沟的王八脖子以及热闹沟都是产金最丰富的地方。老营盘在清道光初年，山东人多来此采参，因搭帮结伙聚宿此地，故称老营盘。

    老营盘产黄金的消息不翼而飞，很快就传到了长白山区挖参人的耳中。于是，“继采者随接踵麋集”①在这一带淘金。虽然这时的采金仍被清朝视为违禁，但从此，这个“黄金”世界的大门逐渐向人们敞开了。以老营盘为中心的采金业最兴盛的时期是在道光二十年（1840年）左右，当时在这里聚集着采金工人2000多名，有“日进斗金”之说，可见当时砂金之丰富及开采业之兴隆。老营盘这个名字也就逐渐被老金厂所取代。另外，老营盘的名字还有“老营场”、“老银场”、“老银厂”。

    道光十年（1830）左右，夹皮沟金矿区采金已有十多处：苇沙河上游各段、头道沟、会全栈、老营沟（二道沟）口子、老营盘、放牛沟、马驮子沟、热闹沟、头道岔、王八脖子等地，采金工总数已达数千人，采金业盛极一时。

①《桦甸县志》第54页。

    ②按系铜铁硫化与金混合，今矿工以此为断定金矿之标准，呼硫黄线。

    ③《桦甸县志》第54页。

 

 

 

大的客栈有两家，每家都能同时达到容纳顾客100余名。这些旅店设施都比较简陋，长筒子对面炕，人们一个挨一个地挨挤着睡觉。此时，山东诸城人马文良成为老金厂采金把头，后来接替孙继高成为夹皮沟金矿区采金工总把头。老金厂采金业盛极一时，其兴隆时间一直持续到二道岔、三道岔、四道岔、五道岔、老西沟等地砂金采取时期。直至道光二十五年（1845年），老金厂砂金事业才渐趋衰微，但这里的采金业一直延至民国17年（1928年）。

    夹皮沟河诸道岔砂金。夹皮沟河中的夹皮为满语“夹皮活络”音转，意为夹板沟。河位于沟谷中，遂以沟名河。据日本门仓三能所著的《北满金矿资源》记载：夹皮沟位于松花江东源流域苇沙河的水源地。苇沙河，其本流的水源地自古以来就是发源于金银壁岭的夹皮沟，而其中的大房子北沟为其干流。从清朝到民国、东北沦陷时期，史料、历史地图均载，夹皮沟河为苇沙河正源，因此，门仓三能在其的记载中，将位于夹皮沟西卡子门的聚宝山金厂及五道岔金厂、四道岔金厂、大线金厂、头道岔金厂分别记述为苇沙河聚宝山金厂、苇沙河五道岔金厂、苇沙河四道岔金厂、苇沙河大线金厂、苇沙河头道岔金厂。苇沙河砂金事即夹皮沟河砂金事。

    老金厂砂金转衰前后，山东诸城人、采金大把头马文良率采金工沿苇沙河向上，来到夹皮沟河流域，在其流域诸道岔即二道岔、三道岔、四道岔、五道岔及老西沟等地开采砂金，这些地方砂金极富，到道光二十年（1845年）左右，这里的砂金采取业尤为兴盛。马文良成为继孙继高以后的夹皮沟金矿区第二代采金大把头。

    据《北满金矿资源》记载：苇沙河头道岔金矿开始开采在1840年，其矿脉长度为90米，厚度为1米，含金率每吨12．25~36．75克。樵夫和采金人在桦甸县头道沟一带的放牛沟、马驮子沟发现砂金并开采。苇沙河四道岔沟也有人开采砂金。苇沙河老西沟采金业最为旺盛。

 

第二节  夹皮沟金矿区山金脉矿大发现

 

    马文良溯流而上发现山金。经过二十多年的开采，在道光二十五年（1845年），老金厂砂金事业渐趋衰微。于是，采金工人纷纷四处寻找新的金矿。这时金工大把头马文良（山东诸城人）沿苇沙河溯流而上，在夹皮沟北山即大房子北沟（今洪沟）官井子矿区内的铺山盖发现山金露头脉，试行采掘、洗炼，含金率极高，矿脉厚达40~50米,走向千余米，吨矿含金量为20~30克/吨，个别地方品位竟高到160克/吨。当时将这种金矿叫做“铺山盖”。此时苇沙河流域的砂金正处于衰落时期。金工用火烧使岩石疏松、粹裂，再用石碾压碎，以水淘洗，熔炼得金。从此，采金由开采砂金为主转为开采脉金为主，砂金、脉金（又称“山金”、“线金”、“岩金”）同时开采。由于马文良率众发现山金并试行采炼成功，后人便称马文良为“山金始祖”。

    采金人聚集夹皮沟。自从马文良在夹皮沟北山发现山金露头脉后，数千淘金工人云集夹皮沟，以同乡结为团伙开采矿金。很快在夹皮沟北山露头脉周围，又开掘了十三合、下十合、小线儿、四方井、八人班等十几个矿点。各地采金工云集夹皮沟，争相开采矿脉，几人或数十或数百组成一组，处于无组织、争夺不止的状态下进行开采。时过不久，在夹皮沟这人迹罕至的荒山就出现了一个采金场。这个采金场就是后来闻名遐迩、盛名经久不衰的夹皮沟金矿。

    聚集在老营盘、夹皮沟的数千名采金工人，绝大多数是山东、河北等地的流民，他们背井离乡，离开了世世代代居住的家园，不顾清廷的封禁，被夹皮沟的富饶黄金所吸引，进入柳条边，从四面八方云集于此，为东北边疆的开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

 

 

但是，清廷对于聚集在老营盘、夹皮沟的采金工人却持有另一种不同的看法。这里是清廷封禁之地，统治者认为：汉人无视边墙，擅入禁区，破坏了皇室贵族对边外人参、貂皮、鹿皮、东珠（产于山野江河，圆而粗的，“天子诸王以之钸冠”，价钱非常昂贵）等的垄断；柳条边为满族的兴起之地，即为“龙兴之地”，采金工人在此开采金矿，破坏了地脉，践踏了圣地；数以千计的采金工人集聚在此，无视清廷的封禁政策，一旦有变，群起闹事，后果是不堪设想的。所以，从一开始，他们就把采金工人称为“挖金贼”、“淘金贼”、“游匪”，后来为和“马贼”相对称，就把采金工人称为“金匪”，列入严加防范和斩尽杀绝之列。清政府无数次地采取措施，“封山断粮”、大规模地“剿匪”、烧毁采金人的“窝棚”、填平矿坑等手段对付矿工。采金工人在动荡不安的状态下生活。他们采取兵来我走，兵走我采等各种对策与清政府周旋，采金不止，生活不息。